古代徽商作为产生在封建体制内的商帮，带有那个时代的许多烙印和痕迹，其表现出的商业精神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而它的精华内涵值得我们挖掘，值得我们传承。徽商精神作为古代徽州商人在长期经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且为社会所普遍认可的思想意识、道德操守和价值取向，在徽商的兴起、发展、鼎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对于徽商精神的精华，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形成了多种概括，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但不论作何种比喻，就徽商精神的精华内涵，我们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开放、诚信、进取、创新、和协。

　　一、眼光向外、经营在外的开放精神。徽商的发展壮大，并不是在徽州本土，而是在全国各地。他们不囿成见，眼光向外，采取开放的姿态，拿出开放的气度，毅然走出山门，闯荡四方，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绝大多数徽商将商业活动拓展到全国各地，跑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运河两岸、京城省会、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荒岛沙漠，“钻天洞庭遍地徽”便是真实的写照。有的徽商还从闽广扬帆出海，从事海外贸易，将经营活动扩展到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和葡萄牙。正是因为徽商以开阔的眼光看世界，以开放的精神走出去，所以才能占领全国的市场，才能在规模经营中做大做强，才能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才会有“无徽不成镇”之美誉。

　　二、以德治商、讲求信誉的诚信精神。有研究表明，徽商的商业道德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而这五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诚信两字，具体到经营策略上，就是以德治商。徽商不惑于眼前利益，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将商业信誉看作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徽商具有很强烈的品牌意识，注重积累商业信誉这一无形资产，大都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去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并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从而在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绝大多数徽商秉承的经商原则是“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主要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因而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因而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三、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多由小本起家，从小商品和土特产品起步，或通过学徒、打工积累经验，伺机发展。大盐商鲍志道11岁被迫离家跟人学会计，20岁给一个扬州盐商当伙计。由于长期助人经商，耳闻目染，逐渐成为驰名遐迩的巨商。在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段辛酸史。著名徽商汪应享，苦于无资金经商，其妻便将珍藏的嫁妆全部拿出变卖，支持丈夫经商，自己在家中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戴着的首饰，作为丈夫经商的资本。同做别的事业一样，徽商经商业贾或成或败也属常事，所谓“业贾者什家有七，赢者什家而三”。尽管如此，他们却败而不馁，挫而不惧，反而抱着一种信念，愈挫愈奋，迎难而上，凭藉顽强毅力，执着追求。明代歙商江遂志在闯南走北的从商生涯中，连遭人被诬陷、舟遇风倾等厄运，但始终没有为艰难挫折摧垮自己的意志和抱负，虽年逾半百，他仍“作焚舟计，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筴地”。徽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不怕挫折，锐意进取，可谓“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大有“驴上徽州、不死不休”的执着。正是这种进取精神，才使徽商得以雄起阡陌，名振四方，从而造就出数百年不衰的徽商历史。

　　四、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徽商这一群体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徽州人因地制宜，因时变通，不为正统思想所束缚，走出了一条“寄命于商”的新路，突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农为本”的正统思想束缚。同时，徽商在自己的经商实践中承传和创新了儒学义利观，把“贾而好儒”特色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铸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本大道为权衡，绝无市气；协同仁于信义，不失仁风。”徽商不仅创造了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灿烂多彩的徽州文化，包括徽派建筑、徽派戏剧、新安理学、新安医学，等等。特别是16世纪，在世界资本主义挑战海洋的国际潮流面前，王直等徽州海商积极呼应海洋贸易大势，勇敢冲破海禁，和国际接轨，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创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不仅孕育了商业领域的成功实践者，也诞生了一代睿智的货币改革家———王茂荫，他是马克思在巨著《资本论》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是清朝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重要官员，咸丰年间曾两度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货币改革措施：《条议钞法折》、《再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这是符合那个时代货币运营规律的。